在胡适生命的最后几年，表面上风光无限，但他的处境是十分孤寂的。也难怪，被最高权力所仇视，日子能好过得了吗！

    有人这样评论这个时候的胡适：这几年来，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，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“花边新闻”的采访对象，而胡先生的心之深处，一直是孤寂的!一直是忧愤的！……近几年来，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，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“自由民主”的可悲人物！他的声誉，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“自由民主”，糟塌得不成样子了！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，在他们的谈话中，充分流露出他们“对胡适的失望”。虽然如此，可是，发自“威权领导中心”及其“文化打手”的“围剿胡适”之浪潮，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……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?

    1961年2月，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，住了两个月医院。逐渐脱离危险后，到4月便勉强出院。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，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，疗养了两个月。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，大闹水泻。真是多灾多病，衰老不堪了。

    10月间，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，家人团聚，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，毕竟也稍添些慰安。可是到11月，又因发表一篇演说，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“围剿”。

    11月6日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“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”在台北开幕。胡适推却不过洋人的纠缠，应邀赴会，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，题目是“social cha

    ges

    ecessa

    y fo

    the g

    owth of scie

    ce”(《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》)。

    全文如下：

    “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”这个题目，不是我自己定的，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。这题目的意思是问：在我们远东各国，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？

    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，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。

    我今天被请来说话，我很疑心，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，或者存心作弄诸位：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advocatus diaboli，“魔鬼的辩护士”（译者注：“魔鬼的辩护士”是中古基督教会的一种制度。中古教会每讨论一种教义，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此种教义，让大众尽力驳他），要我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，好让诸位在静静的审议中把我的话尽力推翻。

    我居然来了，居然以一个“魔鬼的辩护士”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，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、推翻。

    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见，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——我相信这种变化是一切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。

    我相信，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，为了准备接受、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，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。

    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。在消极方面，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，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（mate

    ial）、唯物的（mate

    ialistic）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，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（spi

    itual civilizatio

    ）自傲。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，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（spi

    ituality）实在很少。在积极方面，我们应当学习了解、赏识科学和技术决不是唯物的，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（idealistic）、乃是高度精神的（spi

    itual）；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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