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年代是有特快专递存在的,特别是国内的那些航空公司,一年到头也没几个乘客,反倒是用飞机送信的业务更吃香。
到了30年代中期,随着航空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,快信的费用大大降低。好多报社稿件和政府公函,都会选择使用特快专递的方式寄送,这些函件往往被扔在客机中顺带送出。
此等情况也适用于国际快递,比如这次中国记者的奥运稿件,就通过飞机发送到国内刊载,时间大概是……四天。
当刘长春拿到男子短跑铜牌的消息传出,已经足够让中国人欢呼庆祝。而当游泳队斩获六块金牌的新闻报道出来,整个中国的报纸都疯狂了,各地的人们敲锣打鼓,燃放着鞭炮像过年一样庆祝。
历史上,中国足球队提前启程,一路打着比赛卖门票筹集经费。他们在越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埃及、南非等地不断打比赛,几乎打穿了整个亚洲和非洲,除了两次平局外,其他都是胜利。
消息传到欧洲,当中国足球队开始跟欧洲队伍比赛时,当地的华侨居然烧香拜佛,日夜向菩萨和妈祖祈求中国队胜利。
后世的人们很难理解那种心情,这是一个亟需民族自信心的时代。
周赫煊他们这次回国,在中途港口停留过几次。每次靠岸都有无数华侨自发前来欢迎慰问,他们敲锣打鼓、舞龙舞狮,常常遭到港口管理人员的驱逐,但依旧乐此不疲。
每个奥运队员都被团团围着握手,全身上下被华侨摸个通透,似乎摸一下奥运健儿就能沾上仙气。
鸡蛋、香烟、布匹、小吃、咸菜、白酒、水果……华侨们大都不怎么富裕,但却带来五花八门的礼物,二话不说就朝奥运健儿们怀里塞。
让周赫煊印象最深刻的是,一位60多岁的新加坡华侨老太太,在码头摆上祭品和香烛,对着运动员、也对着苍天大海磕头拜了四拜,昏花老眼含着浊泪,用听不太懂的闽南话说:“妈祖保佑,妈祖保佑,中国人现在扬眉吐气了。”
在那一瞬间,周赫煊喉咙哽咽,难以名状的情绪萦绕在心怀。
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这些前来迎接祝贺的华侨,不知有多少把他们的儿子送上战场。
由于东边和南边的港口被日军占领,国府只能开辟滇缅公路运输国际援助。当时急需大量司机和汽车修理工,无数华侨子弟放弃体面的生活,脱下西装冒着炮火运输物资。他们白天不敢开车,只能晚上关掉车灯,抹黑行驶在陡峭的盘山公路上,一些人不慎开车摔下悬崖牺牲。
当时滇缅公路上总共有3000多辆汽车,其中1100多辆都是华侨捐献的,而这3000多辆车的司机大部分都是南洋华侨子弟。有1000多华侨子弟死于战火、车祸和疾病,永久长眠在云南国土上,牺牲比例接近50%。
轮船在新加坡港口停靠时,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,给每位运动员赠送了一袋大米、一打菠萝罐头,礼轻情意重。
不是陈嘉庚抠门儿,他本就属于节俭之人,他家里使用的也是寻常之物,完全没有资本家的奢华。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,陈嘉庚的公司积欠银行债务400多万,已经资不抵债了,他却前后筹集90多万元在厦门等地办学。
据统计,按照80年代人民币和黄金比价来估算,陈嘉庚一生捐出的办学款就高达上亿美元,那可是80年代初的上亿美元。
南洋华侨支援滇缅公路运输,也是陈嘉庚发起的,他振臂一呼,就有无数华侨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抗日前线。
从欧洲、非洲、南洋到上海,一路上的华侨,带给周赫煊难以言喻的精神洗礼。他从那一张张激动、兴奋、狂喜和哭泣的脸上,感受着这个民族澎湃的生命力和凝聚力。
奥运会上拿到的那些奖牌,并不仅仅是奖牌,而是对未来沉甸甸的希望。
上海码头。
同船的乘客自动站在甲板上,给健儿们让出通道。还没等踏上舷梯,码头上就爆发出震天的欢呼,接着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,舞狮队伴着锣鼓的节奏飞腾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