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的史学界很热闹，不仅周赫煊出了书，吴晗出了书，常凯申也出了一本书。

    常凯申出书的时间在三月份，书名叫《中国之命运》，假借历史而论述政治。这本书使用了最好的纸张印刷，为了让老百姓买得起，价钱非常非常便宜。

    仅一个月，《中国之命运》就发行15万册，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，销量很快达到了100万册。但国内卖得越多，亏得也就越多，因为都是赔本赚吆喝。

    相比国内的亏海外版权赚了不少。

    毕竟现阶段的中国，属于反法西斯同盟中仅次于美、苏、英的大国。中国领袖常凯申的著作，引起了英美出版商极大兴趣，他们连内容都不看，纷纷花高价购得海外版权。

    然后，这些英美出版商就吐血了。

    《中国之命运》在英美出版之后，刚开始销量还马马虎虎，但很快便遭到政界、学界和民间的一致批评。因为此书毫不掩饰的表达了独裁和种族主义观点，这些话题在二战期间的英美两国极为敏感。

    老蒋本来想著书立说，借此提升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，却没想到因此在国际上名声大坏。

    以前英美两国的政客、学者和百姓，本来还因中国顽强抵抗日本侵略，而对常凯申抱有极好的印象。一本《中国之命运》，直接将他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原来你是这样的常凯申！

    在国内同样如此，共党、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被惊呆了，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老蒋敢写书“自黑”得这么彻底。

    学者们看来，《中国之命运》的出版，是老蒋在抗战期间最大的昏招，甚至比滥发纸币都更让人恶心。滥发纸币、物价非常，还能让人勉强接受，毕竟这是为了抗战而牺牲个人利益，但《中国之命运》就只能让人心寒。

    有一种说法是，常凯申凭借一本《中国之命运》，彻底得罪了大部分民主党派和自由人士，将无数爱国者成功推向了共党那边。

    闻一多说：“《中国之命运》的出版，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，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吗？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，《中国之命运》公开向五四宣战，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。”

    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，闻一多最终走上反蒋的道路，就是因为读了《中国之命运》。

    而在1942年初，闻一多曾对儿子闻立鹤说：“（常凯申）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，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、化险为夷，人格伟大感人，抗战得此领导，前途光明，胜利有望。”

    也即是说，1942年初的闻一多，还属于老蒋的迷弟一枚，连皖南事变他都可以无视。他是衷心尊崇常凯申，对常凯申的个人魅力和坚持抗战抱有好感，更相信常凯申能领导中国取得抗战胜利。

    仅仅一年时间，涨薪事件、屈原事件、赈灾事件、出书事件……老蒋在闻一多心中的光辉形象直接破灭，从偶像领袖变成了独裁武夫。

    《中国之命运》这本书错误众多、废话连篇，其中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论述，就连美国人费正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费正清明确表示：“这本掌权者的书，是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的一种侮辱……一位政治家写出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**份，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位参与此书英译本的人，都像得了寒热症一般。”

    费正清所说的“寒热症”，是当时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们，全权负责《中国之命运》的翻译工作。

    这些参事在进行翻译的时候，简直就跟吃屎一样难受。他们必须做的，就是把一坨中国口味的屎，翻译成外国口味的屎，并且在翻译过程中相当于把屎吃了两遍。

    此书的观点虽然出自于常凯申，但却由陶希圣代笔，陈布雷也有部分参与。

    陶希圣写书的时候战战兢兢，写得一身冷汗。他知道此书出版的后果，但只能硬着头皮去写，幸好他不用在封面上署名，读者骂得再凶也跟他没什么关系。

    太祖对《中国之命运》的评价是：“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，是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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